邱亚川:“福建经济学校改变了我的一生”

发布时间:2018-01-03作者: 来源:福建经济学校

 

 

[作者介绍]:邱亚川,籍贯惠安,福建经济学校(原福建供销学校)1965级农资专业毕业生,退休前任三明水泥厂厂长,退休后居厦门。

 

1965年,屈指算来已有50多年的光景了。然而,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前不太久的事,历历在目,它让我终生不能忘怀。

那年,由于我的顽劣与无知,中考的成绩不好,没能达到重点高中的录取线,没被重点高中录取。这也意味着我此生今世失去了上大学的资格与希望。正是我徘徊在人生的“十字路口”,福建供销学校接纳了我。我被福建供销学校(现福建经济学校)录取了!

然而,就在送我到学校报到的时候,我的妈妈她哭了,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她认为:人家的孩子有出息,考上了重点高中上大学,将来留在城市工作,而她的儿子不争气,上这么一所学校,就是毕业了,无非只是农村供销社的一个“小货郎”。(当年)中国的现状确实也是如此,没有大学毕业,想在城里有份体面的工作是难上加难。农村与城市就是到50年后的今天,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别。您说,一个有用的母亲能不为无用的孩子的前途感到担忧吗?

看着妈妈的样子,我也是沮丧十分,总认为自己不争气,不能用优异成绩来报效父母,非常自卑。那年冬天的寒假,(我)也因没脸子没敢回家而留在学校。

那时候的学校非常好,组织了留校的同学去下基层。一是解决穷孩子寒假的生活费用;二是让同学们到基层锻炼。就是这样,我被安排到南平与顺昌交界的(一个)叫“峡阳”的小镇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,

——我记得:闽北的冬天非常冷,去的那天,下着小雨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自己独自一人在外边过春节。

——我记得:我到收购站时,那老头非常地高兴,立马把一串钥匙交给了我,简单地说了一下,隔天他就请假去过年了。

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过春节,孩子们最欢喜就是过年。这年怎么过呢?那年,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终日贪玩的毛孩子。那时候电脑、电视、手机之类的家电还没发明(普及),要打个电话寄封信,必须到一公里外的邮电局。好像峡阳那时还没有电影院。据说是过年过节的时候,公社在操场上请城里的放电影队来公映电影。可在哪里,我也不知道,而且天黑地不熟我也不敢去。

偌大的一个收购站,就我一个人,除了发呆,一点可做的事情都没有。面对着的是一堆废铜烂铁和一堆收购来的废书旧报。无聊和寂寞把我推到了极点。用现在话说,我的整个人都要崩溃了。我很后悔下基层锻炼,如果留在学校,还可以去逛逛街看看电影什么的。

然而这时候想跑也跑不掉,老头子已经回家去,他家在哪里我也不知道。无可奈何之际,也只好留下来熬日子了。于是,就把那堆旧书报拿过来翻看,用以打发时间。没想到这一翻一阅,慢慢地被这旧书报里边的东西所吸引了。没想到,里边还有那么多好看的东西。

那时,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前夕,处在一个“百花齐放”的时期。许多名家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。我记得:那时《北京晚报》有吴晗、邓拓、廖沫沙先生写的《三家村夜话》、《燕山夜话》……;南方广州《羊城晚报》有秦穆先生的《艺海拾贝》……。每期报纸都有精彩出奇的好文章,既有极高的思想性,又有趣味的可读性。作为一个单纯的青年的我,很快地就被吸引了进去。

寒假的一个月时间,我连收购站的大门都没有出,终日在废书报堆里找东西看。因为有事做,时间就过得很快。假期快过去了,可是那堆东西还有许多来不及看。于是我把一些喜欢的书另外整理出来,把没看过的报纸的好文章裁剪了下来。我想按斤论价向老头购买。没想到那人看出了我的心思,竟然慷慨地说:旧书报你想要就带走吧。离开的时候,我就带走了他一大堆的书报。我喜欢收集旧书和剪报的习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。

沙子与石头是废料,但与水泥混和之后,却能产生奇特的效应。废人与废品的结合也能产生新的效应。我想:苦难的折磨也是人生享用不尽的财富。

就是这次学校组织的下基层,改变了我顽劣的恶习,让我喜欢上了读书看报,喜欢上了有文字的东西。

也许是命运的安排,就在我想好好读书,努力一番事业的时候,情况又起了新的变化。就在新学期的中间,1966年5、6月间,中央发表了“五一六通知”,“文化大革命”在全国爆发了。学校全都“停课闹革命”。人们开始发疯了,到处“破四旧”,书籍都作为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东西烧毁了,每人手里只能留一举“毛主席语录”。新华书店只卖“毛泽东选集”。学校又成了没事可干的地方了。同学们大都星散回老家去了。回到老家也是一样。当年的同学与玩伴都“闹革命”去了。

对着墙壁发呆的我,因此想起了下基层的日子,想起了在峡阳废品收购站的日子。于是在无聊的时候就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逛逛。没想那时的收购站竟然生意兴旺。由于旧书旧报属于“四旧”的范畴,藏匿这些东西可能引来“红卫兵”的抄家,会被打成“反革命”。这对当时的“知识分子”是灭顶之灾。人们绝对不敢保存这些东西,都按斤论价送到收购站了。收购站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知识宝库。于是关顾收购站淘些书报来看,成了我打发日子的好方法。

说到这一些,我又要感恩“福建供销学校”了。虽然“天下大乱”,可是学校仍然按月发放生活津贴费。我记得,当时每个月是9元钱。这数目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,1斤大米9分钱,我每月的收入可以买100斤大米,在乡下已是“小康人家”。我就利用这些生活津贴到收购站“按斤论价”淘些旧书报来看。这些书报后来跟随着我去“上山下乡”,去参加工作,有一些一直保留到如今。我的生活,就在这无形中起了潜移默化。

由于我的变化,我那个一直在为我担心与流泪的妈妈又产生了新的疑惑。去了供销学校以后,(我)这孩子变成爱读书了,人家都在“串联”在“造反”,你又躲在家里看“黑书”,青年人“不革命”能行吗?她又开始为我担忧了。

这样的日子,过了好几年。在这几年里,我拜读了我国的“四大名著”,拜读了《安娜卡列尼娜》、《约翰克里斯多夫》、《莎士比亚文集》等等世界名著,背诵了许多古诗词,直到现在,词家“三李”的作品我几乎能流利背诵。尤其让我喜爱的是我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,如茅盾、巴金,对我影响最深是郭沫若先生。郭沫若先生的作品我几乎拜读了。读了他的作品之后,尤其是《洪波曲》让我感到学校的语文老师把学生给误导了。语文课把写作神秘化,认为写作文高深莫测,让学生堕入迷茫。再大的巨著写的也都是生活琐事。美丽的项链也是小珠子串连起来的。只有做到“形散神不散”,我看什么都可以写。

也许是看多了一些,自己也就产生了写字的冲动。我记得:我在当时就壮着胆子写了一篇通讯,并寄到报社。没想到我的稿子竟被采用了。后来他们还聘我当特约记者。《中国建材报》还聘我当福建记者站副站长。让我为他们撰稿,让我做了一些我喜欢做的事,让我成了一个妈妈不再为我担忧、不再为我流泪的人。

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,回忆起我几十年走过来的路,我深深地感恩福建供销学校(现福建经济学校)。是她把我从被遗弃的十字路口捡了回来;是她让我实实在在的经历了一番磨练;是她把“半吊子”的我培养成人。供销学校功德无量。赞美您啊!我的母校。

我经常对人说:名牌大学没什么了不起,最了不起的是福建经济学校。

名牌大学只能是把已成材的高考状元集中起来培训,这只是“锦上添花”。而福建经济学校能把像我这样的废品培养成人,是“雪中送炭”。这才是最最了不起。我们的社会更需要这样的学校。

福建经济学校是伟大的学校。

六五届(级)邱亚川

2017.10.20于厦门

 

左三是邱亚川校友